因此，考察和平与和谐两词的内涵必然要对汉语中的和字作出精准的阐释，才能有效地揭示和平与和谐中的文化底蕴。
她认为：和谐不能是人与生俱来的状态，相反是人需要修炼以后才能达到，甚至修炼以后也未必能达到的境界。如果从生存权、人格权的法律属性来认识和平权，不难发现，和平权仍然属于第三代意义上的人权，其权能应当有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属于基本人权保障体系中最基础性的人权。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平权和谐权顺应了人权发展的历史和人类追求自由进程的时代要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对人权本质、历史和命运所作出的科学结论。和字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得到了高度重视，以物取像以物比类，形成了与同的文化内涵相异的具有和的特征的各种文化符号或者观念学说。徐显明教授在《和谐权：第四代人权》一文中提出：在法律上，和谐权对公共权力的要求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不独追求幸福是获得个人身心和谐的权利定在，国家治理中的善政良治更是达致人与人和谐即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至此，经历了3年有余的联合国《和平权利宣言》审议最终画上了句号。
由此可见，虽然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政策层面并没有明确肯定和谐权的制度意义，但是，党和政府在维护和谐社会方面的价值倾向是比较明显的，对自身在维护和谐社会方面的义务和责任的认识也伴随着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状态的认识提高在政策层面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和平权和谐权都是从宏观上和体系化的角度来认识基本人权制度的可行性路径的，因此，和平权和谐权的具体实现必须要有制度上的抓手。（2）为确定当事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如无法确定年龄则可采取骨骼鉴定，无法确定精神状态则需进行精神或心理鉴定。
我们需要做的是，选择在专业技术和职业道德等方面都得到业界公认的专家来作为陪审员，这相对于要求法官单凭自身专业来对鉴定意见进行实质审查要容易得多。{9}这就对证据的收集时间和精准性提出要求，尤其是生态环境资源诉讼中的关键证据——鉴定意见，需要在特定时间收集到特定的检材，并且鉴定人需要出具高质量的鉴定意见。这对证据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专业事实的认定已经脱离大部分法官对事实认知的范畴，而需要借助专业的外部力量（如鉴定意见）。对后者而言，获取证据和事实认定的程序需要公正，令人信服。
{26}这在司法鉴定的启动程序中同样适用。最后，从采信者角度而言。
如生态环境资源诉讼、消费者权益保障诉讼等就是典型的现代型诉讼。再者，如果在事实认定过程中必须委托鉴定，则在采信时一方面要间接思考鉴定人的专业知识、中立性、独立性等问题。这也是大多数地区通行的做法，为确保鉴定结论的准确从而避免诉讼中法院基于不准确的鉴定结论而作出错误的裁判，各国一般均在法律程序上设置相应的抗辩和审查机制，而在审查和抗辩中除了普通的质证和审查以外，相关专家的参与越来越得到法律的认可。（4）有关事实是否可以在不依靠专家帮助的情况下通过其他途径予以澄清。
但鉴定中心认为原鉴定意见不存在上述错误，撤销鉴定意见的决定是经世富公司申请作出的，最终世富公司的再审申请被最高人民法院驳回。（2）在管理范围上，可以探索登记管理和准入管理并存的体系。但是从主观角度而言，科学知识的运用依赖于专家，专家是人，因而具有多重属性。例如，在上海查处的人伤骗保案中，经有关机关查明，自2014年以来，以犯罪嫌疑人宣某、王某等12名无业人员为首，各自纠集多名社会闲散人员，招揽诱骗交通事故伤者签订事故理赔代理协议，并伙同个别鉴定人虚构、夸大伤残等级，勾结个别律师通过民事诉讼等方式骗取保险理赔金{3}。
但本文的思考可能与大多数观点不同，即本文认为从目前立法体系和实务操作层面来看，仅赋予当事人鉴定申请权具有合理性：其一，在诉讼中由当事人申请鉴定，办案机关决定是否准许，可以最大程度地防止司法鉴定成为某方诉讼当事人拖延诉讼、获取不正当诉讼利益的手段。如规定的鉴定人资格低于鉴定的基本要求，则有可能出现错鉴。
关于鉴定意见采信，理论和实务界的成果非常多，本文不再过多介绍，仅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阐释：（1）当事人实质参与质证问题。这也是本文关注司法鉴定公信力的起因。
正恰恰如此，这也使得鉴定意见的科学性缺乏保障，与其他证据一样，真正运行有效的实质审查机制，造成冤假错案发生的风险更大，这也就反向加大了司法鉴定公信力受到质疑的概率。因此，即使DNA检验结果证明了某根毛发或是某些血迹是某人的，也不能直接证明这个人就做了这些坏事。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鉴定意见无论是在证据生成，还是在审查、认证过程中，都有可能会令人质疑。其他专家应用该技术时的效果及他们对该技术的评估。本文认为在参考域外经验和我国实际的基础上，针对以下几方面事项，办案机关必须启动鉴定：（1）为查明死亡原因或伤情的，如尸检、DNA鉴定、伤残鉴定{30}，以及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证据证明其受到刑讯逼供的。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应当依下列顺序遵守和采用该专业领域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技术方法：（一）国家标准。
笔者认为，要从管理角度提升司法鉴定公信力，并重点考量以下几方面内容：（1）在管理模式上，可以探索行政管理、技术管理和行业管理相结合的体系。（2）双方的争端是否可以明确下来并能达成一致意见而不必另请专家进行调查。
当然，大力鼓励、发展行业标准、团体标准，甚至是机构标准等，并不代表我们是无序的发展，而是必须符合一定的规则。因而，允许专家就某一问题作证已经成为趋势，除非该问题根本不涉及任何专业技术。
一旦在诉讼中司法鉴定的结果与其诉讼利益不符，个别当事人可能会通过各种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给予司法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压力，从而寄希望于鉴定结果的改变或者撤销。此外，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明作用的鉴定意见，也会因为证明对象和证明责任的不同而发挥不同效果。
{31}对于审查鉴定意见的参与，目前在庭审中，从形式上大都能做到，而关键在于程序的实质参与，即能够真正的对鉴定意见进行实质审查，这就需要当事人再次借助专家的力量。{32}虽然对帮助当事人针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的专家辅助人进行了明确规定，但在诉讼地位、权利义务等方面还存在定位不清的情况，需要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再次加以明确。这也是鉴定意见区别于其他证据形式的核心要素。其次，从当事人角度而言。
二是诉讼各方对鉴定意见结果的超高预期，以及诉讼中鉴定意见的大量运用，在鉴定意见受制于主观、客观因素出现差错的情形下（无论这种差错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会使得诉讼各方，甚至社会公众对司法鉴定公信力产生强烈质疑。3.2.1管理维度下的司法鉴定公信力 司法鉴定能否实现应有的价值除通过合理的证据制度和诉讼制度予以维护外，与司法鉴定管理制度的保障具有一定关系。
（7）和解协议是否能够在没有专家证人帮助的情况下妥善地拟定条文。同样要通过诉讼规则、证据规则等来保障鉴定结果的可靠，诉讼各方有必要正确对待、认清司法鉴定公信力。
在这种鉴定启动模式下，本文认为这既可以充分保障诉讼当事人启动权的实现，同时又可确保鉴定不被误用、滥用，可以最大程度上提升司法鉴定的认同度、可接受度，从而提高司法鉴定公信力。当然，标准评价机制的建立需要明确几项内容，包括标准制定程序的统一性、标准评价的程序、标准评价的主体（可以由上述负责技术管理的单位来行使）、标准评价效力的法律依据等。
而这几项具体内容也是目前本文认为理论和实务界亟需关注或者澄清的重要课题，其会直接影响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政策制定的走向。作为拥有专门知识的人，一方面专家可以正确运用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和经验，对事实认定者感到不明确的数据进行合理的拼合或解释，帮助事实审理者理解证据或确定争议事实。但在司法鉴定公信力提升方面，本文认为还应当需要特别关注司法鉴定领域的几项具体内容。当几个鉴定人提供了矛盾的鉴定意见时，这一困难就更加突出。
{35}从客观角度而言，无论是科学证据还是一般证据，都需要相关性。随着人类感官察觉的事实与用来发掘感官所不能及的世界的辅助工具所揭示的真相之间鸿沟的扩大，人类感官在事实认定中的重要性已经开始降低。
该案中使用该技术的注意事项{33}等，恐怕就超出了大多数法官的认知范围。但司法鉴定公信力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仅要从司法鉴定制度本身寻找解决方案，还需要对诉讼制度、证据制度进行相应的协调。
因为一旦鉴定意见出现错误就需要重新鉴定，但很可能原来的检材已经灭失，即使重新鉴定，鉴定机构可能由于检材的灭失已无法得出准确结果，进而使得案件无法得到正确的处理。该技术及其结果能被简明的言语进行描述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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